在几乎没有赛事的上半年，肯尼亚运动员却再次得到了我们的关注。不是因为在哪场马拉松上夺冠，而是因为兴奋剂问题被禁赛。 

最知名的当属前马拉松世界纪录保持者威尔逊·基普桑了，他因行踪问题和提供虚假证据而被禁赛四年。 

此外，2017年伦敦马拉松冠军丹尼尔·万吉鲁、1500米名将曼南格伊也在禁赛名单中。

其实肯尼亚的兴奋剂问题由来已久，这其中不仅有国家的无力，也有个人的无奈。

公开的秘密

早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德国国家电视台就率先曝光了肯尼亚运动员的兴奋剂问题。 

到了2016年，兴奋剂在肯尼亚俨然成为了公开的秘密，肯尼亚运动员也差点被禁止参加里约奥运会。

截至今年8月，共有55名肯尼亚运动员处于禁赛期。

至今，肯尼亚仍被田径诚信委员会（AIU）列为A类国家，即兴奋剂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的统计，在2004年到2018年8月1日期间，总共有138名肯尼亚运动员被检出了使用兴奋剂。而在这138名运动员中，有126名是田径运动员。

在WADA发布的《肯尼亚兴奋剂报告》中，指出：

“肯尼亚的兴奋剂行为是个人的投机取巧，并没有成熟的兴奋剂网络，这一情况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兴奋剂情况完全不同。”  

“肯尼亚运动员缺乏关于兴奋剂的教育，有些人甚至不了解使用兴奋剂的后果。”

 “兴奋剂的来源大多数是当地的药剂师或医务人员。” 

肯尼亚运动员为何如此“依赖”兴奋剂，是不得已的吗？

我作弊是因为别人作弊

起初Alex并不想使用兴奋剂。

这位肯尼亚跑者希望通过毅力和努力来诚实地参赛和生活，使家人摆脱贫困。但是当他意识到身边的竞争对手都在使用兴奋剂，自己无法与之匹敌时，他的决心崩溃了。 

不久，Alex开始使用EPO来提高自己的表现，这是一种促进红细胞生成从而提高有氧耐力的兴奋剂。 

Alex说：“我必须靠它来谋生，如今的体育并不纯洁。” 

根据世界田联的数据，有近一千名肯尼亚运动员在世界各地的马拉松赛事中谋生。 

他们大部分参加二三线比赛，为了几百甚至几千美元的奖金。在这个人均生活费略高于1美元的国家，这些奖金可以支撑家庭好几个月。 

“如果人们停止作弊，我也会停止。我作弊是因为他人作弊。”

其实Alex很清楚滥用兴奋剂的危害，但是他并不在意。

“生活中，必须冒险才能赢得一些合理的东西。” 

“我要冒这个险，因为我要照顾自己和兄弟姐妹。” 

Alex的兴奋剂来自附近城市的一名药剂师，他可以合法地从印度进口EPO，然后将这一处方药以20美元的价格卖给运动员。当然，并不需要运动员提供处方。 

药剂师匿名接受采访表示：“没有人监管，也没有管理机构。只要你有许可证，就很容易弄到兴奋剂。” 

肯尼亚反兴奋剂机构负责人Japhter Rugut曾表示，有限的财力人力很难检测“成千上万”的运动员，因此该机构对于非顶尖的国内运动员，更注重于威慑。

“但是如果他们参赛可以免于兴奋剂检查，就很容易受到兴奋剂的诱惑。”

官方的努力

事实上，近年肯尼亚官方致力于消除国内的兴奋剂泛滥问题做了许多努力。

2015年，肯尼亚反兴奋剂机构成立。 

2018年，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建立了东非第一个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认证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

2019年，田径诚信委员会（AIU）在肯尼亚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专门为了处理该国兴奋剂问题并教育运动员。 

肯尼亚政府一直考虑将使用兴奋剂归为刑事犯罪，但至今没有相关法案落地。

对此，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800米冠军Wilfred Bungei呼吁政府积极采取行动促进立法，否则肯尼亚可能会陷入和俄罗斯同样的境地，将不能参加奥运会、世锦赛等重大国际赛事。

“如果我会因为使用兴奋剂而锒铛入狱，那么我肯定不会这样做。但如果只是被禁赛两年呢？” 

在今年早些时候，肯尼亚田协主席Jackson Tuwei表示，不断有肯尼亚运动员被禁赛，恰恰表明了国内兴奋剂问题正在得到改善。 

事实真的如此吗？或许只有时间知道答案。 

结语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每个人都有五种最基本的需要，并构成不同的等级，从而激励和指引个体行为。

我们要满足高级需要，必须先满足低级需要。 

对于我们跑者来说，跑马拉松是为了社交、为了尊重、为了自我实现。

然而对于肯尼亚跑者，参加马拉松赛事是为了满足低级需要。在比赛中获得名次，用奖金支撑家庭生计，这便是他们最朴素的参赛动机。 

为谋生而使用兴奋剂的行为能被原谅吗？ 

从国家层面上，兴奋剂泛滥也只是其社会经济问题的外在表现。肯尼亚人的长跑天赋和后天努力，不断创造长跑之国的神话。但体育上监管不力、忽视运动员权益，正在将这座方舟引入歧途。

解决兴奋剂问题，肯尼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或者需要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