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灵国

香港中文大学硕士/政协文史研究员/注册会计师/Samsonite大中华区财务总监

过去的几年里，陈灵国行走于宁波周边以及四明山上无数村子，与这片土地上的几百位老人交流并建立信任，试图还原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种种故事。他以图文的方式记录普通人的现状和往事，把即将遗忘于山野的人物沧桑及其时代场景以普通人的视角再现。

1920年生，奉化棠岙人，小商贩家庭出身，家境优越。宁波中学毕业后立志为国，考入黄埔军校，1943年参加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期间任军部少校参谋，与解放军交战时被子弹打穿腹部，治愈后回到家乡。1949年后被划为四类分子遭受歧视，八十年代平反。现住养老院，收入来源主要靠黄埔同学基金会发放的补助金。

1922年生，象山西周人。抗战期间，参加地方武装组织，在西周镇一带阻击日军，亲手击毙日军一名。抗战结束后回家，担任护林员。朱德兴一生未婚，晚年入住敬老院，象山政府提供补助。说起日军，病床上的朱德兴怒目圆睁，举手做出射击状。他的耳朵在战争中失聪。

1936年生，慈溪方家河头人。50年代初期，他协助组织揪出部队机关里潜藏着的特务头目，摧毁了一个100多人的庞大特务组织，为此荣立了二等功。

另一次，国民党藏在舟山的电台坏了，有六人趁着夜黑偷偷地从台湾赶来修电台；老人发现后狂奔回连队汇报，将特务瓮中捉鳖，再次荣立二等功。

两次立功引起了上级的关注，经毛主席特批，他被破格送入南京军事学院深造。退伍后，老人到镇上当书记一直到退休。他经常早上亲自下河捕螺蛳，然后坐在屋檐下边读书边做买卖，左边一杆秤，右边一篮螺蛳。

1921年生，奉化溪口人，与蒋介石同族。蒋介石于1949年下野后，在溪口居住约半年，常去雪窦寺和妙高台，身强力壮的蒋孝昌作为轿夫曾把蒋介石从山脚抬到山顶，他印象中的蒋介石非常随和。这件耀祖光宗的事情，全家津津乐道了一辈子。抗战期间，四明山匪徒横行，他曾被一群山匪绑架，父母四处筹款，四天后才凑齐了赎金。据说，在土匪老巢的四天时间里，除了晚上要绑起来，一天三顿吃得其实一点不比家里差。

1931年生，奉化大堰人。1951年镇压反革命时期亲手击毙逼死他母亲的恶霸；1957年在宁波奉化西坞用冲锋枪打死一只238斤的老虎，荣立二等功。这大概是本地的最后一只华南虎，宁波本地的报纸详细报道了这一壮举。此后，他同来自全国各地的英雄一道坐火车软卧进京，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的亲切接见，周恩来总理因出访友邦而未能出席。

1922年生，慈城半浦人。世代佃农，解放前受尽保长欺压。1949年某夜，他家来了三位扛着枪杆子的解放军战士，当时他吓得撒腿往门外跑，解放军同志拦住了他的去路，亲切地告诉他：宁波解放了，半浦现在需要你这样的贫农来成立农民协会。不久，半浦便召开了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从此他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基层政权干部。他住的房子原先属于村里一户地主，被充公后分给了他和另一名佃农。老人后来长期担任半浦村书记，现在他和老伴在半浦安度晚年。

1931年生，北仑下邵人。不知道祖先从何而来，只知道徐家已经五代为邵氏家族看护祠堂，他们曾经是特殊的种群（堕民），世代依附于邵氏家族的祠堂。

自明朝以来，堕民被禁止读书、做官，被禁止与其他种群的人通婚，只能从事低贱的特定职业，如看守祠堂、

剃头、屠宰等。这种歧视直到雍正皇帝下诏后才正式废除，自民国开始方才逐渐消除。

象山东陈务农的陈维旺老人的祖父系清末举人、一代鸿儒陈汉章。陈汉章与胡适、傅斯年、冯友兰等齐名，曾担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的时候，每月薪金280银元。（彼时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馆员时的月薪只有8银元。）

1931年生，奉化楼夹岙人。1960年的某夜，他和村民罗阿后去半山溪坑捕鱼途中与一只豹子意外遭遇，两人合力用鱼叉打死了豹子。记者写稿子的时候把40斤重的豹子吹成了80斤的老虎，并说他俩那天是半夜是去生产队开会落实会议精神的。还说这两位英雄其实早就预料到路上将有一只豹子挡道，作为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为人民群众除害是神圣的政治使命。

1928年生，鄞州溪下村人。1949年解放前夕横街镇消息灵通的地主富商得知共产党即将得天下，便疯狂地抛售土地。胡家世代贫农，靠5亩地糊口，种席草积攒了一些钱。得知周边土地贱卖，便像炒股票一样逢低吸纳，购置了 13.3亩土地。不久，溪下村解放，胡姓老人的土地有18.3亩，居然比村里的地主还多了0.3亩！万幸的是家里人口众多，按人均占地多少，成分划为“下中农”，属于那种不需要上交土地，但又没资格分到土地的农户。他说，倘若当时不买地，不仅能分到土地，还能划个好成分。

1927年生，北仑下邵人。从小父母双亡，抗战时期，只有10岁的他只身一人从福建连江坐运输甘蔗的帆船来到下邵老街的“宝来香”糖果店投靠叔叔。他被过继给叔叔，并成为“宝来香”的传人。“宝来香”秋冬做糖果，春夏做糕饼，成为下邵一带小有名气的店铺。新中国成立后，私营商贩全部合并走上集体化道路，他和妻子虞彩定从小老板变成了集体所有制商店的职工。1980年“宝来香”停业，店铺成为夫妇俩养老的居所。

1937年生，奉化人南浦人。1948年12月3日那天父亲带着他和三个兄弟搭乘“江亚轮”从上海回宁波家乡。夜里，严重超载的轮船在长江口触雷爆炸，张家四人在父亲的带领下冲往船体上部，被货船“金源利”救起，成为逃离死神的少数幸运者。

1927年生，新昌飞天蜈蚣村人。7岁那年，他和父亲一起在棉花地干农活时遭遇山匪。山匪一枪击毙俞父，把吓瘫在地的俞匠杰拎到老巢勒索赎金。为了凑足300大洋的赎金，俞母把田地全部当掉，变卖一切能变卖的家产，又四处借债。半年后，终于凑齐赎金，儿子获释。也许是同年的阴影仍未散去，俞匠杰老人总孤坐在黑暗的灶间。老伴徐兴花（1923年生）患有白内障，因不能负担医药费，只做了一只眼睛的手术。俞匠杰老人于2016年11月辞世。

1940年生，象山下沈人。1972年与朱友成、朱安保在山上打猎时遭遇豹子。朱根木被豹子死死咬住脑袋，鲜血直流，在同伴回村子呼救的时候，他急中生智，装死躲过一劫。豹子被后来赶到的同伴击毙。在记者的笔下，豹子变成了老虎，并说鲜血淋漓的朱根木由于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因此增添无穷的力量与老虎搏斗。80年代后期，朱根木在捡回性命的地方盖了一座小庙，迄今他额头上的两个齿痕还时常令他头痛欲裂，四处求医。

1949年生，奉化栖霞坑人。原为上海人，父亲为侵华日军当过翻译官，家庭条件在旧上海是中产水平。五十年代初“三反、五反”初期，她母亲揭发了父亲在日伪时期的经历。“反革命分子”父亲被逮捕并送往安徽的监狱，还与母亲办理了离婚手续。60年代初父亲刑满释放回到上海，但失去了上海户口。全家五口回到故乡奉化栖霞坑村，瞬间从大都市人变成了山里的乡下人，人生历史重新书写。13岁那年，为了给家里节约粮食，她从山下的栖霞坑嫁到了山顶的油竹坪村。

1954年生，奉化三溪人。上个世纪初，三溪一位孤老太太先是收养了一个从外地乞讨而来的男娃为养子；而后过了20年，村里又来了一个男娃乞讨，老太太将他收养为孙子。老太收养的儿子，后来当了村支书；收养的孙子，就是图中的叶老伯。老人常常会深情的说起他宽厚的奶奶和能干的父亲，但这一家三代其实并无血缘关系，把他们连结在一起的是命运的无奈。他种着5亩地，牛是他唯一的帮手。

解放初期在五乡一带声名远播的小生冯宝娣和花旦孙翠英今年分别86岁和84岁。

1922年生，象山儒雅洋人，独自经营着“赖源昌”杂货店。从她的外公开始算起，杂货店已有100多年历史。她虽然95岁高龄，但仍然耳聪目明，身体硬朗。小时候她在当地乡绅何敏求开设的广志小学免费读书6年。她的丈夫早逝，家里靠她和母亲两个人一道支撑下来。

1949年生，奉化黄沙坑人。于5岁那年大病一场，双目失明。葛氏的神奇之处在于，她比村里任何人都善于打理家务。她的家，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她能凭直觉捉到院子里行走的鸡鸭，甚至帮老眼昏花的邻居穿针引线。她无需竹竿探路，忙家务的间隙，她会踏出院门，沿着溪边的村道，背着双手，信步踱到村晒场中央，和乡邻们聊聊天，以便及时掌握村中大事。聊完后又原路回家继续忙活，路线精准得分毫不差。她温和，善良，乐天知命，始终面带微笑。村里无人贬称她为“瞎子”，人们甚至认为，葛氏的眼神其实比大部分人要清亮许多。她那48岁的儿子住在溪口，去年刚抱上孙子。换言之，68岁的葛氏如今已是阿太的辈分。

奉化里车头村96岁老婆婆有四个儿子三个闺女，单月由长子照顾，双月由次子照顾，另外两个儿子由于健康等原因，无法照料母亲。这规矩是长子定下的。

长子早年离家去宁波舟宿渡种地，此后就在那里定居，今年也已经74岁了。每逢单月的第一天，他和妻子需一早从宁波市区出发，倒腾四趟大巴和中巴，颠簸四个小时才能到达这个偏僻的山村，然后熬到月底回去。次子今年70岁，长居上海，然而只要轮到他，便会从上海一路风尘赶到母亲家照料。母亲家居住条件有限，儿子们就把隔壁破猪圈改造了一下，自己住那里。

2016年长子张先生被邀请到宁波文化广场摄影展开幕式作为主要剪彩嘉宾，他和母亲的故事被宁波电视台报道。

每年春天，宁海龙宫村斑驳的陈氏祠堂里就会架起两个锅炉，老人们生起柴火，空气中弥漫着缕缕轻烟，也弥漫着白酒浓郁的香醇。将白药撒入番薯发酵，按一定的比例和砻糠混合搅拌，再放入锅里蒸，蒸汽到达蒸锅顶部遇冷就会凝结成一股清亮透明的液体，源源不断地流到酒坛里，这就是高达50多度的白酒（番薯烧）。自酿白酒主要用于自饮和馈赠老友们，并不出售。酿酒时，时常有嘴馋的乡亲造访祠堂，径直走向酒坛，美美地喝上一盅。龙宫村600多户村民里，只有10来户还保留着土法酿制番薯白酒的传统。做白酒是一件麻烦的事，再过几年这一传统大概就要彻底消失了。

1952年生，奉化石桥头人。老汪的骡子已经养了10年，平日就拴在屋后的山脚。每天一听见他回家的摩托车声响，骡子便欢快地发出“呵呵”声，不停地原地打转。老汪常去屋后逗逗骡子，笑眯眯地摸摸它，而那骡子便犹如撒娇的孩子，在他身上蹭来蹭去，摇头晃脑，还龇牙咧嘴地傻笑。十年间老汪和他的骡子主要穿梭于奉化、绍兴、余姚、新昌的山林，背负钢材、石料、水泥等。骡子为他立下了汉马功劳。通常骡子服役十年后会被卖掉，老汪家的骡子也到了行将退役的年龄。老婆总是嘟囔着要他赶紧卖，趁现在还值五千块钱，往后越老越不值钱。但老汪不吭声，他知道骡子卖了就会被宰杀，他还没法接受。跟了他十年的骡子，就是他的亲人。

何老汉70岁不到，宁海逐步村人，捉蛇的本领是祖传的。除了务农，他经常在夜里去深山捕蛇。逐步村位于人迹罕至的深山冷岙，很多村民都有捕蛇的技能，因为这是一项不错的副业。不过把蛇卖掉也不是件太容易的事，何老汉捉来的蛇养了半个月也没能出手。

和夫妻俩同住的是他们的侄子。7岁那年，孩子母亲得了癌症，父亲患了脑溢血，俩人丢下苦命的儿子同时撒手人寰，抚养侄子的责任自然就落到了老夫妇的身上。

1932年生，奉化莼湖人。她撬牡蛎始于13岁，迄今雄风不减当年。她满头乌发，健步如飞，动作干净利索，又不斤斤计较，是渔民们争相雇请的对象。她是码头上最年长的帮工，从早忙到晚，她至少撬出10斤蛎肉，赚得70块报酬。她的儿子在外边开厂，也颇孝顺，但她就是不要儿子的钱 。因此，老母亲偷偷去海边撬牡蛎挣钱，成为儿子最挂不住脸的丢人事，母子之间的争执往往围绕着撬牡蛎展开。她烟瘾大，一天得抽一包，撬牡蛎既排遣寂寞，又挣烟钱，她觉得其实是大好事。

四兄弟，鄞州蜃蛟人。他们受蔺草老板的雇佣，打理200亩蔺草。老板提供农具、耗材、化肥和农药等，他们四人纯粹出工，包括搭建木桩、尼龙网、施肥和除虫，不承担经济风险。八个月中，有四个月差不多每天需要高强度的精细劳作。夏季蔺草收割后，他们每人可以从老板那里挣得25,000元的固定工钱。四人都已年近七旬，再过几年，这蔺草就再也没人种了。今天四兄弟就在地里施化肥，他们需要在田埂来回走无数趟才能把肥料施完，整个过程全靠两只手两条腿，绝不偷懒。最痛苦的还是除虫期，打了农药的草尖会刺入皮肤，造成溃烂。

每年6月下旬，鄞州古林镇会涌入几千名来自贵州的割草客，收割期共20天。早上4点割草客就已在地里干活，上午9点半，烈日当头，阳光毒辣，割草客被迫暂时收工，待下午4点日头稍微西斜重回地里挥汗如雨，直到天黑收工。为了抢时间，即便是在雨天，割草客亦不休息。割草的收入按重量计算，工钱是每斤0.1元。来自黔东南州的杨姓农民，今年是第一次出门割蔺草，由于干活不太利索，这次他只能挣2000块钱，扣除700块的火车票，净收入大约1300块。一位20出头的姑娘，身体纤弱，但干活的劲头倒不输男人。

外号“小腊子”，1936生，新昌飞天蜈蚣人。几十年来，宁海、象山、奉化、新昌的蛇伤患者翻山越岭纷纷来请他救命。早先年代，蛇虫横行，一年患者可达50多人，为采集草药，他翻山越岭。近十年来，生态环境恶化导致蛇伤患者锐减，当地卫生部门也阻止他行医，儿子甚至藏起他的手机，“小腊子”不得不黯然退出江湖。他爷爷曾是丐帮首领，其父亲一生乞讨，而他自己也三岁起跟着父亲四处乞讨15年。18岁那年，他独自一人去上海城隍庙拜师学艺，掌握了治疗蛇伤的本领。

鄞州翻石渡村有块藕田，一对年轻的夫妇在这里养藕。即便是在寒冬腊月，也是自己穿上厚厚的防水服在结冰的田里挖藕，从不请人代劳。最寒冷的冬季却是莲藕品质最佳的季节，挖来起来也最为辛苦。淤泥里的藕没有固定的生长方向，每一条都必须用双手完完整整地挖出来，这个过程必须极其小心，绝对不能出现“藕断丝连”的状况。弯着腰劳作一天，到晚上往往直不起身子。十亩藕田，一年辛苦，可以换来10万块钱的收入，其中的艰辛只有藕农自己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