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本届波马女性共有14112人报名成功，12610人实际参赛，12168人抵达终点（完赛率高达96.5%，与男性的97.3%不相上下）相比，50年前的第70届波马报名成功的女性人数是——零！而参赛和完赛人数都是1。
这位波马“第一女士”（First Lady）芳名罗伯塔“芭比”吉布（Roberta "Bobbi" Gibb，Bobbi是Roberta的昵称），时年23岁。她违反禁令“霸王跑”波马的经历，让时隔半个世纪的我们这一代跑者难以想象，堪称一场奇遇。以下就是她对50年前往事的回忆。
一个人的波马
我爱上波士顿马拉松，是在1964年。第一次目睹这场赛事时，我正带着邻居的小狗在树林里奔跑。
对我而言，跑步是一种与大自然交融的形式，也是一种让身心合二为一的途径。当时几乎没人跑步，但我就是喜欢跑。
我还不知道马拉松不对女性开放，穿上一双护士鞋就开始训练，既无人指点，也没有教练和教材。起先我并不打算以此作为某种宣示，只是在听从自己的内心，跑步的唯一理由是我感觉受到一种内在力量——热情的驱使。
那时我的男朋友会用摩托车将我带出一段路，让我下车，我再跑回家。我慢慢将距离从1英里（1.6公里）增加到10英里，直到我可以一路跑到波士顿博物馆学校——我学雕塑的地方。
那一年（1964年）越南战争正在激烈进行，肯尼迪总统刚刚遇刺，民权运动方兴未艾，但女权运动尚无踪影。多数女人的想法都是：嫁人，然后做全职主妇。
1965年，我带上我的爱斯基摩种幼犬Moot，开着我的“大众”小巴从马萨诸塞州横穿整个大陆到加州，作为训练的一部分。驶出我家门前的车道时，我对她说：“Mooty，咱们去游泳吧——在太平洋。”她摇摇尾巴，舔了舔我的脸，我们就上路了。
每天我会在一个新地方跑上几小时，从马萨诸塞的丘陵，到中西部的茂草田野、内布拉斯加的开阔牧场、洛基山和内华达山脉，再到加州的海岸。我从没见过这么多地方，这对我来说非常奇妙。
我变得很强壮，一次可以跑40英里。望见远方小小的淡蓝色山峰，我会用一整天时间跑过去，只为能够站上山顶，再掉头跑回来。每天夜晚我都在户外搭帐篷睡觉，感觉与大自然无限亲近。我是在进行一场寻找人生本质的精神之旅。
1966年2月，我从新家加州写信给波士顿田径协会（BAA），申请参加波士顿马拉松——我听知道的唯一一种马拉松比赛。赛事总监Will Cloney在回信中写道，女性在生理上并不具备跑26英里（42公里）的能力，况且根据国际体育规则，女性也不被允许跑马拉松。
我惊呆了。“那就更有理由跑了。”我心想。
那一刻我意识到，我跑步的意义远大于对自己的个人挑战。我跑步是为了改变人们的思考方式。当时存在着一种错误信念，它使得世界上的半数人口无法体验到完整的人生。我相信只要每个人——男人和女人能找到我在跑步中发现的详和与圆满，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更快乐、更健康。
这是个两难问题：如果你不被允许做一件事，那你如何证明自己能把它做成呢？如果女性能够做成这件被认为不可能的事，她们还能做成什么？人们还能做成其他哪些被认为不可能的事？
我坐长途大巴从圣迭戈回家，在座位上蜷身枯坐四天三夜，路上只吃一袋苹果和长途车站的辣味食品。比赛前一天，我抵达父母在温彻斯特的家，吃了一顿烤牛肉大餐和苹果派。第二天，母亲开车送我到Hopkinton起点。我在那里下车后，来回跑了一两英里热身，随后就躲进靠近起点的树丛。
枪响时，我跳进人丛中。我对自己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心里完全没底，害怕警察会逮捕我，观众会嘘我，害怕如果赛事官员看出我是个女的，就会把我赶出去。我孤立无援，心里清楚最重要的事情是避免让任何人阻止我。于是我穿上一件拉起头罩的蓝色连帽衫，下面是哥哥的系绳沙滩裤，里面是我的黑色背心式泳装。
我后面的男选手在端详过我的体型之后，很快断定我是个女的。让我如释重负的是，他们都很支持和友好。他们本可以把我逼出赛道，然而他们却说：“这是一条开放的马路（It's a free road）。我们不会让任何人把你赶出去。”
因此，与有些人以为的相反，男女性之间的对抗并没有出现。那些男人很高兴我也在跑。受此鼓励，我脱掉那件闷热厚重的连帽衫，这时所有人都看得出我是个女的。观众看到有个女的在跑，纷纷发出欢呼。
注意到我的记者连忙打电话抢发口头报道，电台播报我朝向波士顿的进展。当我抵达卫斯理学院时，那些女性观众已经知道我即将到来，都在翘首张望。她们又哭又叫，有个带着几个孩子的妇女一边高呼“Ave Maria”（万福玛丽亚！）一边流泪。我感觉自己就像解放了她们一样，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我跑得比较保守，因为我知道一旦自己无法完赛，就会加深偏见，导致女性跑步倒退20年。责任的担子重重压在我肩上。即便如此，大部分赛程我还是用3小时以内的配速跑，但最后3英里我掉速了。我起了很多水泡，而且一路上滴水未沾，因为当时我听信错误的说法，即锻炼时喝水会导致腹绞痛。
我终于跑到Hereford街，随后拐弯进入Boylston大街。挤满看台的观众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媒体也已经守候在那里。马萨诸塞州的州长下来和我握手，第二天这上了头版头条。一个女人跑了波士顿马拉松！这一消息传遍世界。我跑出3小时21分，在三分之二的选手之前完赛。
这是社会意识演进的一个关键点。它改变了男人对女人的看法，也改变了女人对自己的看法。它用新现实替换了旧信念。
到1967年，人人都知道女性可以跑马拉松。媒体期待我会再度参赛，都在等着我。这次没人反对我参赛，我不用乔装打扮，只须站在一边，等枪响就开跑。但我没有参赛号码，因为没有给女选手的正式号码。我比另一位女性参赛者K. Switzer早一小时跑完。她在报名时隐瞒自己的性别，借此弄到一个号码。
接下来的1968年，我又一次参赛，还是没有号码，并再次在5个都没有号码的参赛女性中第一个完赛。重要的不仅是有女性参赛，而且还要跑得好。我并不是为开启一项新职业而跑，或者为了让自己出名，也不是为钱而跑。那时波马还没有奖金。
我参赛是因为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是为了解放女性，为了推翻束缚世界半数人口的错误信念。我要用一种有尊严、有能力的方式证明，女性可以跑完26英里距离。一旦人们明白这一点，我确信比赛就会（向女性）开放。
1969、1970和1970年，Sara Mae Berman延续我开创的传统，跑出很好的成绩。（注：Gibb三届的成绩分别为3:21:40，3:27:17和3:30:00，同样来自马萨诸塞州的Berman接着以3:22:46，3:05:07，3:08:30三度夺得女子第一）1972年，比赛正式向女性开放，（来自纽约长岛的）Nina Kusick成为第一个正式的女子冠军。
但公平地说，应该记住一点：在1966年之前，人们还不知道女性有能力跑26英里，连女性自己也不清楚，很多女性赛事官员也反对这样做——出于对这会导致受伤或死亡的担心。
同样值得记住的是，在我跑的第一场波马比赛中，那些男选手都很支持和友好，都不反对女性参赛——只要她训练得当。事实上，那些男选手很钦佩一个女人可以像他们那样跑，带着力量、优雅和尊严。因此必须克服的，只是无知和错误信念。
当时我正在加州大学La Jolla分校攻读医学预科和数学课程，1969年拿到学士学位。只因是个女人，我被医学院拒绝录取。此后我工作了几年，结婚并拿到法学学位。我做过的最好事情是生了一个孩子。这是世界上最奇妙和最令人满足的事。
此后我又多次跑马拉松，至今仍在跑步，作为一种静修方式。我几乎每天都跑，每天跑一小时或更多。我最后一次跑波士顿是2001年——我首次参赛的35周年纪念。现在我为慈善而跑，为“渐冻症”即肌萎缩侧索硬化症的病因研究与治疗，为患癌儿童，也为陷入困境中、需要庇护所的妇孺及家庭而跑。
我一直在憧憬这样一个世界：男人和女人可以一起分享人生的全部，带着互敬、爱和赏识；一个没有压迫，充满美，基于爱与个人正直，所有人都有机会做自己最热爱的事、帮助他人并发挥出我们所有潜力的世界，这也是我尽全力去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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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芭比吉布的自述。她不仅为所有女性攻陷一座顽固的大男子主义堡垒，更为她们树立了一个绝佳的励志榜样。
当然，当时同样在挑战性别偏见的女性绝非只有她一个。例如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女高中生Cheryl Pedlow，也被该市教育委员会明令禁止在男子田径队的视线范围内跑步，以免使后者分心。
幸好这个姑娘并没有就此作罢。1971年，她创下一项世界纪录：马拉松跑出2:49:40。遗憾的是，Pedlow无缘代表美国参加奥运会，因为当时的奥运会根本没有女子长跑项目（迟至1984年，奥运会才增设女子马拉松项目）。
不过，她的梦想最终已经由女儿代为实现。这位长跑名门之后，就是美国女子万米纪录保持者兼北京奥运会万米铜牌得主、今年将连续第四届征战奥运会的马拉松女将弗拉纳根（Shalane Flana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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