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国家的无辜田径选手必须能够自证清白，才有望获准以个人身份参加里约奥运会。不过，由于距8月5日里约奥运会开幕式只剩5周时间，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就算有少数俄罗斯田径选手获准参加里约奥运会，还有一个问题IAAF和IOC说法不一：IAAF和WADA坚称，他们只能穿中性服装，在奥运五环旗下参赛；而IOC主席巴赫（Thomas Bach）上周二却表示，这些运动员可以代表自己的国家，打本国的旗帜。
不少西方评论员认为，这是因为这个与俄总统普京过从甚密的德国人想为对方保全面子。但无论如何，由于IOC是奥运会的主办方，最后应该是它说了算。
IAAF上周公布了两国田径选手的具体申请指南：他们必须赶在申请赛事的达标截止日期（里约奥运会是7月18日）的两周之前，用英文发电子邮件给IAAF秘书长，提供证明自己在兴奋剂方面历史清白的文件证据，并且可以由可信的机构核实——也就是说，光有两国相关当局出具的检测报告还不行。
如果存在下列三种情况，将对他们的申请不利：与受惩处教练有牵连；长时间未接受检测；行踪信息不完整。行踪信息完整，是为了让反兴奋剂机构可以随时找到运动员，展开突击查验。
申请人能否过关的决定，将由IAAF兴奋剂评估委员会作出。它由三人组成：美国律师赫什（Bob Hersh），前加拿大奥运选手霍夫曼（Abby Hoffman）和芬兰人皮拉科斯基（Antti Pihlakoski）。他们可能会请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派人帮忙。
评估委员会主要判定一个问题：申请选手是否曾在“足够长的时间内，接受本国田联之外的其他合格反兴奋剂体系”的监测。
由于绝大多数俄罗斯田径选手都是在国内训练，IAAF已经指出
对此俄罗斯当局作出强烈回应。俄奥委会23日宣布，将在体育仲裁法庭对IAAF提起“集体诉讼”。翌日俄体育部长穆特科（Vitaly Mutko）在一家俄电视台声称，该国有67名田径运动员将向IAAF提出个人申请，同时准备向体育仲裁庭起诉。
30岁的俄罗斯链球选手谢尔盖-利特维诺夫（Sergey Litvinov，去年北京世锦赛第五名）在一家俄媒体网站发表一封致向IAAF主席塞巴斯蒂安-科（Sebastian Coe）的公开信，请求这位勋爵给自己指一条出路。这封陈情书写得相当恳切：
“我并不否认现实……俄罗斯确实存在问题，而且很多田径选手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
但我无法改变这个问题，因此我也很生气。我生气是因为自己已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奉献给链球，而且一向清清白白。
尽管面对违反规则的巨大压力，我还是决定牺牲成绩，现在却因此受到惩罚。
与此同时，我也感到悲哀，因为前方没有一条明确的道路，好让我和其他清白的俄罗斯人重新参赛。
我不想去争辩（IAAF的）行动是否公平，只想探讨向前走的路——我想知道我如何才能再度参赛。”
根据前面提到的IAAF申请指南，利特维诺夫虽然拥有德国和俄罗斯双重国籍，但由于他只在俄罗斯训练，恐怕拿不出其他反兴奋剂机构出具的检测证书。
普京在17日IAAF决定维持对俄禁赛之后表态说：“责任永远应当是个人的，那些与违规没有牵连的人不应遭殃。面对兴奋剂问题时，我们自己也很气愤，也致力于确保那些有罪者受到惩罚，但清白的运动员如他们所说，为什么要遭殃呢？我实在不理解。”
据美联社报道，就在IOC作出禁止俄罗斯田径队参加里约奥运会决定的当天，俄奥委会主席朱可夫（Alexander Zhukov）在洛桑IOC峰会上质问：
“你们真的认为这样做公平吗：让叶莉娜-伊辛巴耶娃（Yelena Isinbayeva，两届奥运会撑杆跳冠军）和谢尔盖-舒本科夫（Sergey Shubenkov，北京世锦赛110米栏冠军）不可能参加奥运会，而泰森-盖伊（Tyson Gay）和两度因使用兴奋剂被取消资格的贾斯汀-加特林（Justin Gatlin）却可以？从俄罗斯运动员的角度看，这是极大的不公和侮辱。
“我们认为，这对绝大多数从未使用兴奋剂、也没有违反任何规则的我国运动员不公平。他们是在为其他人的罪孽遭受惩罚。禁止清白运动员参加里约奥运会，有悖于奥林匹克运动的价值观，在法律上也是不可辩护的，而且会使其竞争对手的成功贬值。”
当然，以上只是俄方官员的一面之词。他们只为可能的无辜者叫屈，却只字不提该国已经泛滥成灾、“烂到核心”（IOC副主席John Coates语）的兴奋剂严重危机。（下图左右分别为2012年伦敦奥运会800米季军和冠军，两人均已因为兴奋剂被禁赛）
我们曾在《年中盘点|上半年马拉松世界发生的两件大事》中提到，WADA授权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去年11月发布详尽报告（篇幅长达322页），揭示俄罗斯存在大面积的兴奋剂作弊现象，以确保选手或团队能够获胜或提高获胜几率；另有大量证据显示，莫斯科反兴奋剂实验室长期参与对阳性结果的大规模掩盖行为。
IAAF在17日宣布决定时的记者会上解释说，维持对俄禁赛，是因为该国“对使用兴奋剂根深蒂固的宽容显然没有实质改变”。
《纽约时报》和《法兰克福汇报》近日还报道说，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备战其间，两名俄反兴奋剂高官向该国泳联开口索要每年300万卢布（按当前汇率，约合4.6万美元），换取将“两三位顶尖游泳选手”从检测名单中删除。
另据逃亡美国的俄反兴奋剂实验室前主任罗岑科夫（Grigory Rodchenkov）向《纽约时报》爆料：他曾参与政府一项主导的兴奋剂计划，目的是确保俄国在索契冬奥会夺得最多奖牌，手段包括让联邦安全局特工调包问题尿样。
针对此事的调查报告将于7月中旬发布。WADA前负责人、IOC资深委员迪克庞德（Dick Pound）告诉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如果这一指控得到证实，整个俄罗斯代表队被踢出里约奥运会并非没有可能。
俄罗斯遭奥运会禁赛危机的症结在于，该国反兴奋剂机构已经信誉扫地——操纵检测结果的既有为追求政绩或者所谓“国家荣誉”的体育当局，也有急于将权力寻租、变现的腐败官员，是他们害得该国的绝大多数运动员“跳进伏尔加河也洗不清”。
加上俄罗斯沿袭自苏联时期的不把“嗑药”当回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文化，导致俄运动员频频爆出兴奋剂丑闻，更给予外界“洪洞县里无好人”的印象。（连网球美女玛丽娅-莎拉波娃也不能免俗。尽管她为治病长年服用的米屈肼今年1月才被列入禁药名单，但她在3月遭禁赛两年后还是大度声明：我承担起全部责任。）
这让笔者联想起一件事：今年4月的平壤万景台马拉松，被指责引导车故意将领先的埃塞俄比亚选手带错路，好让东道主选手夺冠；另有两名朝鲜选手也被揭发以抄近路的方式跑出2:15和2:16，从而里约奥运达标。
其结果是，近12年来为平壤马拉松招募“六到八成外国选手”的南非经纪人Dewald Steyn扬言，他再也不会带运动员来平壤参赛。
这些事件再次证明一点：在体育界，高于一切的并不是国家荣誉，而是“费厄泼赖”（fair play）——对游戏规则的恪守，否则“公平”二字根本无从谈起，而公平正是一切体育竞赛的基础。
